北中医和广中医比哪个好？

广中医前身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曾就读广东中医药专门（科）学校，后来在广州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从医从教的，先后有黄耀燊、罗元恺、邓铁涛、朱敬修、关济民、李仲守、司徒铃、刘仕昌、黎炳南、钟耀奎、何汝湛、关汝耀、岑鹤龄、甄梦初、张景述、黄柳泉、陆乃器、陶志达、王德鉴、赵思兢、李藻云、杜明昭、林夏泉、何志雄、杨志仁、梁乃津、张阶平、靳瑞、李丽芸、李国桥、卓权、李春辉、陈全新、刘亦选、黄宪章等人，大部分都曾被评为全国名老中医继承工作指导教师或广东省名老中医。

可进入广中医校友圈了解更多信息：

http://gzucm.tcmtrust.cn/mobi/index.html

广东中医文化氛围浓厚，随便在路边问一个大叔大妈，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跟你说一大堆中草药的功效、煲汤煲糖水煲凉茶做菜全是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而变。学医数年，在临床上能很有底气的跟病人传播中医知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十分深厚的。还有很强的附属医院，如一附院、广东省中医院（二附院）、三附院等。

20世纪初，传统医学遭遇重大冲击。广东在全国树起了中医办学自救图强的旗帜，其中又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中医专”）影响最为深远。中医专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建校基础，从1913年该校倡建算起，至今已穿越102年的风雨！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扛旗的前辈们，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捍卫了传统医学的尊严，在颠沛流离中风雨传灯。

创校维艰，开启新式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北洋政府教育部推行教育体制改革，竟以中医“不科学”为由，拒绝将中医列入学制。各地中医决定以实际行动来发展中医教育。1913年3月，广州药业八行与香港药业三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集会，共同倡议兴办中医药专门学校。经开会协商，推举教育界闻人而热心于中医事业之卢乃潼先生主持其事。

会后，卢乃潼积极联系穗港药界捐资，购买广州市麻行街、南濠街的地皮作为校址。同时不断募集资金，从1919年起分三期建筑，计建有头门、礼堂（礼堂建筑费全由卢校长募捐所得）、教学大楼各一座，校内有图书馆、标本室、药物种植园、学生宿舍、花园等。

由于教育部拒绝为中医学校立案，办学只能争取在内政部或地方政府以社会团体性质立案。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筹备处向广东省政府递交简章，包括详尽的宗旨、名称、校址、学科、校员、学额、设备等内容，十分翔实。粤省署却迟迟未肯就学校立案事宜明确表态。

1917年冬，筹备处总理卢乃潼当时已年近花甲，但仍不顾年高，不断上书请求成立学校，后来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徐绍桢，经过陈词，学校成立方案终得通过。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大本营后，卢乃潼又争取获得了大本营内政部的备案。

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这座传统祠堂样式的建筑里，来自广州、香港等地的中医界与药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与60名新生一起，举行了中医专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演说：“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这是卢校长对学生的训词，也可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历经十一载艰苦创办中医专之目的。

中医专设置学制为五年全日制，需经考试录取入学。礼堂里，木刻篆体校训赫然:“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由校总务主任廖伯鲁作词、何心铭作曲的校歌道出了学校设立的宗旨和努力方向，鼓舞了全校师生：“中华医药炳千秋，学术研求。广南东道，青莪毓秀，校舍好优游。师往哲，启新猷，晦明风雨共潜修，博采旁搜，上医医国，同心努力，玉函金匮，光耀满神州。”（按：广中医校歌就是在此基础上融合新时代变化而来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建立，标志着广东新式中医教育的开始。

中医抗争，砥砺前行

20世纪20、30年代，正值中医发展多事之秋。国民政府屡次出台打击中医的举措，如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案”，到后来卫生部、教育部律令所有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学社”等。对此，中医专与全国同道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1年出席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的广东代表，前排左三为陈任枚

由于各校自创课程、自编教材，极不统一，教育部以中医教育缺乏准则为由，继续拒绝承认中医学校教育学历。1929年7月，为有效反击歧视，中医界在上海组织教材编辑委员会，陈任枚（卢乃潼1927年去世后，陈任枚继任校长）被公推为主席。会议议决科目与中医专课程大致相同，讲义“经委员评判，亦以本校（中医专）所编者为最完备”，称赞 “讲义之丰富，尤为各校之冠”。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也曾向各校征集教材，又以中医专选送者最多，达84册。

除编辑讲义外，学校还先后出版了校刊、《中医杂志》、《广东医药杂志》、《杏林医学月报》、《医林一谔》、《克明医刊》等九种刊物，这些刊物成为中医药抗争救亡运动与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

1927-1937年间，学校规章制度相继完备，学校设施进一步改善。中药标本室，陈列的药物标本不断更换或添置。陈任枚又将卢乃潼首创的药物园加以整理，实行“美化”加“药化”，既保留原有药用植物，又新增伤科、外科教材所提到的生草药。

在招生及学制课程方面亦有适度修改。如1931年开始要求学生入学前应有一定的医学常识，课程先中后西，先以继承为主，继而吸收一些现代医学知识，中医课与西医课比例约为8.5比1.5。

1930年，广州、香港中药商会筹集了10多万元作为建设医院之用，随在学校对门之大德路购地开建，1933年广东中医院终于落成（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总院）。内有大小病房20间，病床30多张(大部分为单人病房)，另设有各科门诊、药房、医疗室、护理室、煎药室、太平间等，成为当时较有规模的纯中医医院，医学教育离不开实践，同学们有了门诊和病房见、实习的场地。

学校建设的成绩，亦逐渐得到社会及政府的肯定。《杏林医学月报》称该校为“南中国最高中医学府”。1928年广东省督学马衍盘视察该校后，称赞其“校舍宽敞，各科讲授，均甚严密”。1937年春，中央教育部来粤视察，对校长表示“学校与医院设置尚属完备，有如此伟大校舍，系国中不可多得之医校。”

服务社会，实践校训

中医专一直秉承“上医医国，先觉觉民”的校训，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救治活动，还不时应政府部门的要求参加考核医生或司法鉴证等工作，处处体现着服务社会、奉献国家的精神。

社会救护：1928年，应邀负责省第11次运动大会医疗救护工作。据统计，6天治愈人数共283人，深受大会好评，“社会舆论佥谓中医为社会服务，以此次为新纪元云”。

1931年，由于社会治安混乱，学校组建了救护队，一旦接到通知，便立即外出参加救护工作。所有队员均属义务性质，而救护所需的费用均由学校承担。

赠医施药：1926年，学校开办了赠医处，不收诊金。每个月均有一二千人次。由于病人不断增加，1930年还将学校传达室于春冬二季改为候诊室，以方便病人就诊。

广东中医院成立后，门诊坚持赠诊性质，一般医生不收诊金，聘来的名誉医生则收一定诊金，随到随诊的特诊收诊金一元。病人拿到处方后可在院内配剂，亦可去往别处购药。外科首诊病人赠外敷药，病房则分4等收费。1933-1937年，广东中医院赠医共计八万多人次。

施种牛痘：中医专奉行中西医共冶的原则，也很注重近代卫生防疫工作。学校每年都会定期为市民施种牛痘（又称洋痘）预防天花，“赠种洋痘，不取分文”。

宣传抗日：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消息一传来，师生义愤填膺，“组织义勇队，毅然决然，为政府后盾。并实行提倡国货，凡有关于治病药品，及日用物件，系日本出产者，一概不用”。

抗战流离，战后复办

1936年陈任枚辞去校长职务，教务主任周仲房代理校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学校和医院所有设施损失殆尽。日据之下，尽是颠沛流离。中医专第九届毕业生邓铁涛在香港，生活来源一度断绝，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白米饭。后来他回到广州，成为抗日游击队地下交通员，用中医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抗日斗争。

1939年，港方校董认为学校就此中辍的话太过可惜，于是慨然负担经费，着手在港复校。当时租得跑马地礼顿道37号为校址，是年3月开始复课。1940年，谭颖才任校长，香港校务渐上轨道。学校改称“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周仲房任教务主任，教师有刘赤选、许振庆、吕楚白、管霈民、罗元恺、陈永梁、李仲守等。

学校采取灵活办学机制，招收各类插班生，学制仍为五年。复课后，“新旧同学，负笈而来者，至为踊跃。人数虽稍逊于从前，而教授与同学间之感情，研究者与指导者之恳挚，实所罕觏。盖当此抗建时期，学者固欲学成致用，而教者亦欲为国育材也。”

为便于实习，中药联商会出资，设立了赠医处，由学校教师担任诊症，每日求诊者达百数十人。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学校再度停办。

1944年，港方校董计划在广东韶关复课，派中医专第四届毕业生潘诗宪筹办。可惜在1944年6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复课之举，又告停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医专的校董们暨药业同仁迅即在香港穗贤乐里集会，委任潘诗宪为校长兼医院院长，赴广州办理复校。

1946年因院舍被占作他用，回收之路困难重重。潘诗宪等决定因陋就简，先行复校。

1948年9月3日，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停顿10年之久的广东中医院终于重新开业。是年底，又收回部分校舍及礼堂，于是迁回原校上课。

渐趋完善，突遭改制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始将校舍全部收复，但经过十多年的浩劫，学校早已沦为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为重建学校建筑，新任代校长罗元恺积极向省港省业募捐，加之政府资助，学校设施很快得以修缮和完备。1951年香港药业捐建的解剖生理室

但中医事业总是不能一帆风顺的。新中国初期对中医的政策，尚有一定的偏差。卫生部提出中医应该积极进修现代医学知识，以实现“科学化”。1953年，学校突然接到卫生厅转来卫生部的通知说：“勿需培养新中医的必要”。不许再招生，并强令一年级的在校学生转到卫生学校。是年7月，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正式由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接办，合并改制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罗元恺任副校长。

广东中医院也同时于是年8月改为广东中医实验医院，院长为梁乃津。面对当时的“中医西医化”错误导向，罗元恺顶住压力，坚持安排老师讲授一些中医课，使在职中医师得以提高中医水平，坚守住中医的阵地。

中医专和广东中医院本是由药业界出资，在校董何信泉征求穗港校董意见后，穗港校董一致同意将全部校产和院产献给国家。至此，创办31年的中医专，于1955年将在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办至毕业为止，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重绽新枝，杏苑花繁

凡是经得起考验、对人民有贡献而为群众所喜爱的事物，总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非人力所能抑制或摧毁的，中医中药就是如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医专虽然到1955年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全体人员仍坚持在省中医进修学校为中医工作，1956年春，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我国东南西北办起了四间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就在中医专原址筹办起来了。在校长罗元恺的带领下，在职校友积极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备工作。学院成立后，各地的校友也纷纷被吸收到学院中任教，而且大部份担任了各教研室的领导工作。

1957年，广州中医学院开始在三元里征地建设新校区。1958年，广东中医实验医院改称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为学院下属单位。到此为止，历经34年沧桑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共有21届学生，计893人），已完全地融入到了新中国中医高等教育之中。它的数十年办学经验，成为新生的中医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它创办的中医院，成为学院早期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它培养的毕业生，更为学院提供了优秀的师资。

其中尤其突出者，如广东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黄耀燊、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罗元恺、“国医大师”邓铁涛、“全国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李国桥等。他们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6年，经广东省教委批准，成立“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同学会”，会址设在广州中医学院内，以继续联络各位校友。